揭秘乌克兰大饥荒：欺骗了这个世界几十年的谎言

　　目前有两种关于这次饥荒的错误的解释被广泛接受。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宣称，饥荒是因为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领导层为了出口而故意从乌克兰农民手中扣下了粮食;另一种说法是为了镇压乌克兰独立运动，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故意使乌克兰人民挨饿;或者两种原因兼有之。这种断言的动机很复杂，因为没有证据能证明他们的说法成立。
　　这就是所谓“乌克兰人为大饥荒”(Holodomor)的神话。作为对犹太大屠杀的有意模仿，这一神话最早源于离散于各国的乌克兰人，这深受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OUN)和党卫军第14“加利西亚”志愿兵师退伍兵以及乌克兰反抗军(OUN-UPA)的影响并在其中广为流传。上述力量曾站在纳粹一方战斗，并在红军挺进乌克兰时随德国部队西逃。事实上，纳粹形塑了早期的“人为饥荒”神话，并把造成“乌克兰大饥荒”的罪名扣在犹太人头上。
　　当1991年乌克兰独立后，这些力量再次涌入这个国家，并且对历史-意识形态方面的种种问题施加决定性的影响。他们提高乌克兰反抗军的历史地位，要求将这些曾经屠杀了大量犹太人、波兰人、苏联公民的罪犯当做“为争取独立而战斗的英雄”。(这里的假设就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以某种方式可以成为大屠杀的借口。)
　　所谓“乌克兰人为大饥荒”(Holodomor)的神话绝对没有任何证据支撑。毋宁说，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完全出于政治动机而编造的东西。但这种说法已经被乌克兰国家官方所接受，现在已经被强行灌入乌克兰学校的教学活动中，并为乌克兰学者所推广。因为完全没有证据支撑，所以“乌克兰人为大饥荒”(Holodomor)干脆就被简单地当作“理所当然”来处理。这个话题已经成了一个非正式的“讨论禁区”，在乌克兰国内，禁止在公共场所进行任何和这种观点相左的讨论。(在乌克兰在各国的移民社区中，情况同样也是如此)在“橙色革命”的领导人尤先科担任总统时，尤先科曾一度有意通过一项法律，以刑事惩罚威胁那些敢在公共场所对这个观点提出质疑的任何人。
　　一个更加“主流”但仍然还是政治化解释的说法是：大饥荒应该归咎于农业集体化和国家过渡的粮食征集，正是后者导致了灾难，管理失控，人民造反，以及最终的饥荒和饿死人的悲剧。这是俄国官方的说法。这种说法和以上诸种说法同样缺乏实证来源。
　　环境因素导致了饥荒
　　1932-1933年饥荒的主要原因应该是环境问题造成的粮食歉收。这些环境因素包括：一些地区的干旱，另一些地区罕见的大暴雨;农作物感染了严重的黑穗病和锈病;各种害虫疫病，包括亚洲蝗虫、甜菜象虫、草原蛾、毛毛虫等;还有严重的鼠患。粮食歉收十分严重，整个苏联的粮食可供应量明显少于整体人口的粮食需求量。
　　以上这些现象是人类活动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到处蔓延的严重的杂草问题，是由于本该从事除草工作的劳动力短缺造成的。因为农村人口大量迁徙，留下的农民多是老弱病残，自然会造成劳动力短缺。许多耕地闲置或者产量不高，则是因为大量农村人口迁入城镇以及剩余农民因饥荒而变得衰弱不堪或濒临死亡这两方面原因所致。
　　马是犁地播种及其他农业活动中最重要的牵引畜力。1931-1932年的饥荒中饿极了的让农民吃掉了马的主粮——燕麦，导致很多马匹要么饿死，要么严重羸弱。虽然苏联政府进口了一些拖拉机和其他机械，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马匹缺乏导致的动力短缺，但并不足以完全克服这个问题。
　　许多土地已经连续多年耕种粮食，这导致土壤枯竭，肥力严重下降。农庄和农业部门很难再找到新的土地用以建立农耕区，农地关系十分紧张。但是到了1933年，在充足的劳动力的条件下终于迎来了粮食的丰收，这次饥荒终于结束了。这意味着1931年和1932年的劳动力也是充足的。所以这些年粮食的减产主要应归结为上述的环境因素。
　　苏联领导层没有充分理解环境因素的重要性。无论是他们自己的信息收集人员、OGPU(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还是当地的党的领导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因此，他们将饥荒原因归咎于诸如管理混乱、决策层失误甚至扩大到农民反抗、富农怠工消极破坏等人为因素。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最重要的环境因素没有被理解，人们反而相信那些认为粮食本应该丰收的报告。如此一来，唯一符合逻辑的解释自然就成了饥荒是由下列各种严重的怠工反抗活动所致，包括：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明目张胆的破坏;农民藏匿粮食;农民和其他一些人囤集居奇待价而沽;农民因不情愿而在农田里消极怠工;党、集体农庄和其他机构的共谋等等。
　　不过苏维埃政府极大地减少了谷物的出口，并开始运送粮食和种子到乌克兰及其他受灾地区。
　　陶格引用的证据表明不少农民虽然不喜欢集体农庄，但是仍然在努力的参与农庄的工作，还有许多农民“始终都很积极地在农场工作……(他们)支持这个集体化的系统。”(陶格 2004, 85)
　　因此，整体而言，农民实际上接受了集体化。
　　粮食出口问题
　　像沙皇政府一样，苏联政府也出口粮食。但在1932-33年间，苏联政府面临着这样的局面：即使所有的出口都被停止而非被大幅度削减——正如它们曾经被削减的那样——食物也不足以养活全部人口。
　　饥荒的严重程度和在地域上的扩展，1932-33年锐减的粮食出口，对种子的需求，和近几年来在苏联内部出现的混乱，这一切都说明即使是从根本上禁止粮食出口也不足以防止饥荒的发生。这一情况让我们难以接受那些认为是1932年的粮食收购和刻意的种族灭绝行为导致了大饥荒的观点。1932年的歉收才是使大饥荒不可避免地发生的根本原因。(陶格 1991，88;89.)
　　面向集体和个体农民的粮食征递，也就是采购配额，被好几次大幅度地削减，以保证他们度过粮食紧缺的时期。一部分已经收购的粮食又被归还到了农村。而正是这些经常被执行得很严厉的粮食收集工作，被那些“故意论”的信徒所强调并理解为苏联对农民的漠不关心甚至是故意惩罚和杀害的证据。
　　此外，苏联政权还要用这种征购手段去养活生活在城市和工业地区的四千万人，他们也正在挨饿，这是1932年的收成显得不足的另一项证据。在1932年5月，苏联政府将私人的谷物交易合法化了，但在1932-33年间只有很少的粮食是通过这种途径卖出的。这也表明1932年的收成相当不足。
　　大约10%的乌克兰人因为饥荒或与之相关的疾病而死去，但90%的人活了下来，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农民出身的军人或是农业工人。活着的农民必须在食物不足的情况下辛苦耕种，直到创造了1933年的收成。他们在继续劳作时获得了苏联政府的明显的救助。否则一个因死亡而数量减少，受到饥饿的削弱，拥有牲畜更少的人口，是绝对不可能在1933年成功获得丰收并终结饥荒的。这是另一个说明1932年的收成极为微薄的证据。
　　苏联政府的救助最早在1933年2月7日开始，它包含了500万吨用于缓解饥荒的食物，其中就有给乌克兰的，而对拖拉机等机械的分配被特别地倾向于乌克兰，“一个由设置于机器-拖拉机站的几千个政治部所组成的网络对1933年的丰收起到了巨大的贡献”(陶格1991，72-74)。此外还有其他措施，包括为着播种和收割而派遣的特别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管理着工作，给农民分发种子和食物援助物资。
　　总之，饥荒是由自然因素引发的，而政府在第二年帮助农民获得了更大的收成，从而终结了饥荒。
　　这与那些西方的反共人士和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的论调是针锋相对的。那些所谓“Holodomor”，或者所谓“故意的饥荒”和“人为的饥荒”的解释不简单是在很多重要之处出现了错误。这种论调的支持者通过省略一些会破坏他们的解释的证据来歪曲历史。这不是历史，更是伪装成历史的政治宣传，我把这些称为“有脚注的宣传鼓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