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飞鸿是怎么死的？揭密真实的黄飞鸿平凡人生

　　黄飞鸿(1856年7月9日-1925年4月17日)，原名黄锡祥，字达云，号飞鸿，幼名飞熊。生于佛山市南海县，原籍南海县西樵岭西禄舟村。
　　黄飞鸿是清末民初的广州街头一个三流武师，以街头卖艺为生，善舞狮。
　　1924年10月北伐之前广州国民党割据政府镇压商团暴乱，西关一带房屋被毁，仁安街“宝芝林”受累被焚，资财付于一炬，其长子汉林又告失业，因而忧郁成疾。次年农历三月廿五日(1925年4月17日)，病逝于广州城西方便医院。
　　提起黄飞鸿，我们隐隐约约地知道他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但恐怕很少有人能在脑海中勾勒出他本人真实的面貌，上了岁数的人大概还依稀记得关德兴那张冷峻硬朗的面庞;三四十岁左右的人想到的应该是风度翩翩的李连杰，关之琳扮演娇美的十三姨，如影随形不离左右;再年轻一点的观众或许更倾心于赵文卓甚至是彭于晏的扮相。“黄飞鸿”这个名字，经过文学和影视作品的塑造，早已由一个平凡的历史人物变成了整个华人世界的偶像，侠之大者、一代宗师的化身。那么，真实历史中的黄飞鸿，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为什么在他死后，会由一介平凡的岭南武师，变为全体华人心目中的英雄?
　　真实的黄飞鸿：落寞无闻的一生
　　关于黄飞鸿生卒年月的具体日期，可谓是众说纷纭。有研究者认为其生于1847年，也有的认为生于1856年，前后相隔十年。至于其去世年份，学界普遍认为其逝世于1924年爆发的广州商团事变之后，但具体日期亦不可考。其时，广州的商人反对孙中山的北伐和联共政策，与广州国民政府爆发激烈冲突，最后广州商团遭到了国民政府的武力镇压，黄飞鸿的“宝芝林”亦在战火中被毁。黄飞鸿遭此变故，深受打击，抑郁成疾。黄飞鸿所生活的时代，已是清末民初，各种档案材料或报刊杂记浩如烟海。即便如此，黄飞鸿的生卒年月依旧不详，由此一点便不难窥出，黄飞鸿其人在真实历史中的地位。
　　黄飞鸿的生平，传说轶事很多，真实的信史却很少。随着以之为原型的文学和影视作品的畅销，其生平更是被“层累地造成”，真相与想象交融付汇，概莫能辨。
　　据传黄飞鸿生于广东南海县西樵山，少时家贫。其父黄麟英为南拳高手，号称“广东十虎”之一，长于治疗跌打损伤，少年黄飞鸿跟着父亲奔走于乡间，靠卖艺行医为生。父亲黄麒英逝世后，黄飞鸿于广州十三行仁安里开设宝芝林医馆，悬壶济世。
　　在后世的很多传记和影视作品中，都提到黄飞鸿曾经治愈了黑旗军首领刘永福的脚疾而为刘所信任，后又任黑旗军的医官和军中教头。《马关条约》之后随刘赴台湾抗击日军，之后又任广东民团总教练。然而，正史中从未记述过此事，刘永福本人亦从未提及认识黄氏。结合此说背后的民族主义和猎奇色彩，当为后人所附会。
　　在佛山祖庙，有一座黄飞鸿纪念馆，或许是我们观察黄飞鸿其人其事的一个绝佳切口。
　　“黄飞鸿纪念馆”共两层，仿照清末民初的宅院格局而建，一楼介绍黄飞鸿的生平，二楼则被命名为“飞鸿影院”，全部展览内容均与黄飞鸿题材的电影有关。经考证，整个纪念馆里，没有任何一件展品是黄飞鸿的生前遗物。就连纪念馆正门口的黄飞鸿像，也被证明并非黄飞鸿本人。黄氏的照片在宝芝林大火中全部焚毁，随着黄飞鸿系列电影的大卖，香港媒体向其遗孀莫桂兰索要照片，莫桂兰便将与其父最为相像的第四子黄汉熙中年时候的照片交给该媒体，从此便以讹传讹。时至今日，这张照片仍然被认为是黄飞鸿像，广泛地使用于各大百科和相关书籍的“黄飞鸿”词条之下。
　　在后人的叙述和想象中闻名天下、传奇一生的同时，却几乎没有任何可以证明其生平事迹的史料;规模宏大的纪念馆里，陈列的展品却没有一件是本人遗物。在真实的历史中，黄飞鸿死后颇为萧条，家人甚至无钱买棺，多亏昔日弟子好友出资方才得以入土为安。那么，生前潦倒落魄，默默无闻的黄飞鸿，是何以在生后暴得大名的呢?
　　作为一名生前不为人知的潦倒武师，黄飞鸿是如何被文学和影视作品所看中的呢?这要从他的徒弟，号称“猪肉荣”的林世荣说起。
　　林世荣本在广州以卖猪肉为生，人称“猪肉荣”，曾拜黄飞鸿为师，后到香港开设武馆，培养了众多弟子。林世荣武艺精湛，在清末举行的首届广东武术比赛获得第一名。林世荣在香港授武期间，收了在报章工作的徒弟朱愚斋。朱读过私塾，颇通文墨，黄飞鸿去世约十年后，他开始在香港《工商晚报》连载小说《黄飞鸿别传》，大受欢迎。小说的内容，据朱愚斋说几乎都是从林世荣处听来的黄飞鸿逸事，虽然作者声明“事皆纪实”、“据其生平所历”，但明显有不少虚构之处。其后，朱又将从其他黄门弟子处听来的逸事写成小说，连载《黄飞鸿行脚真录》，最后编成《黄飞鸿江湖别记》，结集出版。从此，“黄飞鸿”由一个历史人物，变成了传奇演绎的主人公。
　　以黄飞鸿为主人公撰写小说的，朱愚斋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他的作品无疑是影响最大的。虽然朱氏笔下的“黄飞鸿”文笔粗糙，剧情也有胡编滥造之嫌，但除了讲述黄飞鸿及其弟子的故事外，还记录了当时广州武林的各种规矩、江湖人等的行为模式和处世逻辑，由此塑造了一个生动的武林世界。
　　1949年，香港电影导演胡鹏，在偶然看到了小说《黄飞鸿别传》后，决定以黄飞鸿为主人公，拍摄一部武侠电影。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他这样说道：
　　面对粤语武侠片快将玩完，我突然灵机一动，为什么不去发掘一个现代的“方世玉”或者“洪熙官”呢?要是把这位广东拳师黄飞鸿的生平事迹，改编搬上银幕，不但可以提倡中国固有的尚武精神，更有利于宣扬广东武林的珍贵资料，这正是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为了搜集和探讨黄飞鸿这个传奇人物的动人事迹……我专程拜访《黄飞鸿传》的原作者朱愚斋师傅，忠诚地向他请教……
　　首部黄飞鸿电影就这样诞生了。电影为上下两集，即《黄飞鸿传上集之鞭风灭烛》和《黄飞鸿传下集之火烧霸王庄》，该片由著名演员关德兴饰演黄飞鸿，第一届“香港小姐”李兰出任女主角，还请到多位黄飞鸿的再传弟子客串演出，影片一出，就创下了该年度粤语片的卖座纪录，一炮打响。胡鹏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一连执导了59部黄飞鸿题材电影，而男主角关德兴更是一人主演了79部黄飞鸿题材电影，被誉为“黄飞鸿再世”。以至于黄飞鸿门徒们的聚会，都要请其出席。
　　在1956年的香港报纸上，有一篇名为《“黄飞鸿”也受罚》的文章，这样写道：
　　本校对面的空地……同学们乘机用它来作擂台，每逢小息时，三五成群在那里大显身手，争当“黄飞鸿”……今天有几位同学打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被老师看见了……一番痛骂后，还要留堂。可怜的“黄飞鸿”，也要被老师处罚呢!
　　可见，在当时的香港，随着黄飞鸿系列电影的大卖，“黄飞鸿”已然成为一个文化符号。
　　香港电影中对黄飞鸿形象的演绎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中，黄飞鸿虽都是武林高手，但无论其外形、气质、个人性格、谈吐举止等都有着较大的差异。第一个时期为上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末，这是香港电影史上演绎黄飞鸿形象最多的时期，共有75部以黄飞鸿为主角的影片问世，全部为粤语武侠片，而且主创人员较为固定，基本都是关德兴出演、胡鹏执导。最初的几部影片，塑造黄飞鸿性格时较多保留了民间传说中市井草莽气。如在《黄飞鸿传之鞭风灭烛》、《黄飞鸿血战流花桥》等片中，有着这样的情节：其徒弟梁宽到妓院招妓，与人争风吃醋大打出手，此举并未受到师傅的任何责备，反而黄飞鸿本人在影片中一直保持着风流本色;梁宽和对手互致对方于非命后，黄飞鸿为替徒儿报仇，竟然向仇人遗孀要求开棺毁尸。这种渗透着民间任侠野性的形象，与后来黄飞鸿隐忍的儒侠形象，显然相去甚远。
　　黄飞鸿的民间野性形象在昙花一现后便销声匿迹，在1950年代后半期的黄飞鸿系列中，黄飞鸿渐渐变为儒侠君子。慈父、严师、老成持重是这一时期黄飞鸿的性格基调。
　　70年代，黄飞鸿系列武侠片经历了一个低潮，第一个时期的黄飞鸿形象也被永久定格。70年代中期开始，黄飞鸿系列重出江湖，成龙等人重新演绎了黄飞鸿。这类影片描绘的是青年黄飞鸿，将青年的冲动和不羁刻画在了黄飞鸿身上，引起新一代观众的认同，也赋予了黄飞鸿这一形象以新的生命力。
　　成龙饰演的黄飞鸿，着重描绘了少年黄飞鸿那种叛逆不羁的性格
　　90年代开始，徐克导演、李连杰主演的《黄飞鸿》系列电影开启了黄飞鸿形象的第三个时期，这也是一般的大陆观众最为熟悉的黄飞鸿形象。与前两个阶段典型的中式审美和叙事相比，第三个阶段的黄飞鸿电影明显借鉴了西方英雄电影中英雄配美女的人物设置。在故事设定上，影片大多以清末的乱世为背景，较多展现中国受西方列强及日本的欺凌、官员们的不作为和倒行逆施、一般百姓的冷漠和市侩，这就赋予这一时期的黄飞鸿以更多的家国情怀。
　　正是在上述三个阶段一百多部影片的塑造之下，黄飞鸿从一位生前默默无闻的武师，变为了海内外一代代华人心目中的英雄和宗师。
　　冷战、乡愁、民族主义：层累地造成“黄飞鸿”
　　王明珂在《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中写道：“历史作为一种理想化的集体记忆，总是在被不断地改写……而作为凭借记忆和口口相传的东西，更容易被不断地重新解构又重组，以符合传承者的需要。”黄飞鸿的形象变迁，同样是一部“层累地造成史”。
　　中国民间对武侠题材的作品素来推崇。然而，1949年以后，新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认为，武侠小说与武侠电影都是旧社会的封建毒草，武林门派和“反动会道门”之间，也有着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瓜葛，这对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十分不利。于是，内地的武术组织被取缔，武侠小说和电影也均在查封之列。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对武侠同样不感冒，鉴于武侠小说作家和武侠电影编剧大多留在了内地和香港，如果任其传入台湾，对风雨飘摇的国民党当局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也未可知，因此武侠题材的出版和拍摄在台湾也被严格控制。中国大陆和台湾出于冷战思维的考虑禁绝了武侠，但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却对武侠题材有着旺盛的需求。人民需要偶像，而香港则聚集了从内地而来的旧上海的诸多电影人才，在这一背景之下，香港武侠电影诞生了，而“黄飞鸿”系列，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早期黄飞鸿系列电影的诞生，除了冷战的大背景之外，还渗透着身在香港的老广对广州的乡愁。
　　1951年，中港边界关闭，在香港的广东人再也无法回到故乡，很多家庭从此天各一方。第一时期的黄飞鸿电影对广州的执着，仅在片名上就得到了充分地体现：到1968年《黄飞鸿威震五羊城》为止的67部黄飞鸿电影中，直接出现广州地名的就有15部。早期黄飞鸿系列电影对广州人文、地理和普通民众生活习俗有着不厌其烦的精确再现：叉烧包、早茶、舞狮表演，伙计肩搭毛巾、手提大水壶穿梭于茶客之间。有剧评家说，早期的黄飞鸿电影，是“一群广东移民拍给广东移民看的”，其中“丰富的广州府细节，帮助他们缅怀那个失落了的世界———广州”。而在第二期的黄飞鸿电影中，随着香港和内地常年的隔绝，以及香港人身份认同的上升，黄飞鸿行侠仗义的地点已经不再重要，电影中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描述越来越少，“广州”开始变成一个被借用的符号。
　　等到1991年徐克版的黄飞鸿上映时，回归临近，香港人又一次开始思索自己的身份认同。徐克版的《黄飞鸿》，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香港人的对自身身份认同的一种思考。在演员的选择上，徐克选择了北京人李连杰而非广东籍演员来饰演黄飞鸿，同时离开了此前所有黄飞鸿电影的故事发生地广州城，转到佛山，并自称“佛山黄飞鸿”。实际上，黄飞鸿的一生中，几乎没有在佛山定居过。这一设定无疑将黄飞鸿从其原有的土壤中剥离出来，这时的黄飞鸿，举起了民族主义的大旗，已经“由广东乡镇武师，蜕变为清末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为中国何去何从上下求索的民族英雄……一方面站稳民族立场反抗洋人欺侮并发扬国粹，另一方面反省自己的落后及民族劣根性，虚心吸取西洋文化的优点”。
　　正如“一千个观众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年龄，不同时期黄飞鸿电影的观众们，对黄飞鸿的想象和理解也一定是不同的。一个有生命力的艺术形象，也一定不是僵化不变的，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价值观念的变迁而被不断地重塑。在“制造”黄飞鸿的进程中，朱愚斋之于黄飞鸿，犹如保罗之于耶稣，亦或是柏拉图之于苏格拉底。朱愚斋创造出来的黄飞鸿，在冷战、乡愁和民族主义的裹挟下，经历了一次次的解构和重构，在六十余年的时光里，为我们留下了100多部黄飞鸿系列电影以及变化多端的人物形象，最终将一介无名武师，变为全体华人心目中的一代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