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大家一听到“倭寇”这个词,就会联想起一群粗野的全副武装的日本流氓在烧杀抢掠的情景。但是,历史又怎么会如此直观简单呢?要真实的了解“倭寇”这一团体,我们还是要追根溯源,从这一名词的产生开始说起。
也许出乎很多中国人的预料,目前已知的最早关于“倭寇”的记载,是来源自东晋时期位于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政权。颂扬高句丽王国的第十九代国王好太王(广开土王)的“好太王碑”碑文第二段有这样的记载,广开土王十四年(公元404)甲辰条说:"倭寇溃败,斩杀无数"。这是现在找到的最早的“倭寇”一词。不过好太王碑里的“倭寇”指的是入侵朝鲜半岛的日本侵略军,而不是指后世的那个“海盗集团”。
中国正史从《汉书》开始一直到唐朝,都习惯用“倭国”来代称大和政权。唐高宗时期大和定国号为“日本”,因此唐朝之后的史书中多以“日本”称呼大和朝廷。
而“寇”这个词,《书经》中解释为“群行攻劫”,《左传》则多指“外人入侵”。
而“倭寇”这一词成为术语固定下来,应该是在高丽王朝时期。
《高丽史》是公元1415年,李氏朝鲜文宗大王元年时,金宗瑞,郑麟趾两人奉国王之命编写的关于前朝高丽王朝的官修史书,共一百三十九卷。在存世不多的高丽王朝时期的史料中《高丽史》显得格外珍贵。其中《高丽史》高宗十年(1223)五月条记载的《倭寇金州》一句,是目前“倭寇”在书面文字里最早的出现。但是这一文句应当被读为《倭寇金州》。可见这里的倭寇还不是一个名词,因而不能从此处理解出当时已经有倭寇这个固定的概念。
倭寇这个词成为固定用语的时间,史学界颇有争议。中村荣孝认为是高丽忠烈王四年(1278)。田中健夫认为是高丽忠定王二年(1350)之后,即《高丽史》和《高丽史节要》等史料在记述1350年在固城,竹林,巨济等地方有倭寇侵略时所说的“倭寇之侵,始于此”或者“倭寇之兴,始于此”。这里的“倭寇”一词显然已经成了惯用语,说明此时倭寇的观念已经固定在朝鲜半岛人的思维里了。
倭寇活动从何年开始,到何年结束,是一个难解的问题。因为“倭寇”一词早在东晋时期已经初次出现,但我们一般认识中那种类似海盗的“倭寇”则是要到14世纪才出现的。所以我们把重点放在14世纪及其之后。
一般相当中国元明时期在东亚海域活动的倭寇被分为“前期倭寇”(14-15世纪)和“后期倭寇”(16世纪)。这两个时期的倭寇无论从活动地域还是组成人员和发生原因,性质上都大不相同。
倭寇的活动地域,从14世纪的朝鲜半岛和日本沿岸发展到中国沿海,到16世纪已经包揽了几乎中国所有沿海地区,势力一度到达台湾和菲律宾,可以说整个东亚的海域都成了倭寇横行之地。
十四世纪到十五世纪的前期倭寇中大多数是日本人,其中有被叫做“禾尺”“才人”的朝鲜半岛贱民阶层的参与。而十六时期的倭寇则以中国沿海人民为主,兼有朝鲜人,日本人,西班牙人,荷兰人的加入。
而产生原因,前期倭寇主要因为蒙古的兴起使得高丽王朝深受压迫,无力再维持和日本地方政权的进奉船贸易。再加上日本国内南北朝内乱,大量御家人(直属于幕府的武士)贫穷难以生活所以形成了前期倭寇。也正是因此,前期倭寇主要掠夺的都是生活用品,比如粮食和人口。
而后期倭寇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明朝的海禁政策,所以后期倭寇集团形成的原因主要走私贸易集团的支持,暴行不代表它的全部面貌。
高丽王朝时代,高丽政府和日本政府并没有建立起官方外交,甚至连礼仪性的使节访问都没有。但从十一世纪之后,经常有日本船只前往高丽进行贸易。这些到高丽做贸易活动的日本人,在《高丽史》中被称作“日本国船头,萨摩州人,筑前州商客,对马岛事务官等通好之人”。因为对马岛离高丽王朝距离最短,岛民也依靠贸易为生,所以这些商人中出身对马的最多。作为进奉商品带去高丽的多数是土特产,但也有珍珠,宝刀,牛马,弓箭,刀剑等品名,许多也都是朝鲜半岛不出产的东西。
到十三世纪中叶,高丽王朝逐渐以“进奉船”称呼这些日本商船。但是高丽王朝对于这种贸易形式并不热衷,限定进奉船每年只能来一次,一次不可超过两艘。而不久之后,兴盛的蒙古帝国开始侵犯高丽,高丽在和蒙古的斗智斗勇中不断虚耗国力,无力再维持进奉船贸易。因此进奉船贸易废止之后,原本依赖此生活的商民,随时有变为海盗的可能。史书当中,14世纪倭寇的出现与进奉船的断绝也近乎是同一时期。
高丽高宗十年(1223年,日本贞应二年)五月“倭寇金州” 。次年(1224年,高丽高宗十一年,日本安贞元年),高丽王朝全罗道按察使的使者来到日本大宰府(七世纪后半叶,天皇朝廷在九州筑前国设立的地方行政机构,管辖西海道九国和壹岐,对马,多祢三岛。执掌外交,兼防外寇),列诉日本人在高丽的掠夺暴行,质问其发生的原因。很显然此次高丽出使就是为了去年日本人侵犯金州之事而来。高丽使节的牒文中明确说了侵犯金州的是旅居高丽的对马岛人,这种暴力破坏了友好关系。
据《高丽史》记载,同年五月,日本国致书来谢“贼船寇边之罪”,愿意修好互市。而大宰府次官武藤资赖甚至无视京都的意见,擅自追捕并在高丽使节面前斩杀九十个日本歹徒。如此大胆的行为可能是为了恢复进奉贸易。
高宗十五年后,《高丽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提及倭寇入侵之事。日本方面的史料明显的也只有《吾妻镜》里的一条,说贞永元年(1232年,高丽高宗十九年)筑前镜社居民袭击高丽,掠夺珍宝而归受到了惩罚。这可能是由于大宰府对海贼的打压和高丽因为与蒙古抗争开始注意沿海防备有关。
元朝两次攻伐日本的事情爱好历史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但是受元朝摧残的高丽远比日本的境遇要凄惨。元太宗窝阔台即位的第三年,也就是1231年,高丽高宗十八年,蒙古就开始对高丽用兵。高丽王朝被迫放弃首都开京,迁移到江华岛,在崔氏武人政权的领导下抵抗蒙古侵略。但蒙古军队在1232年,1235-1239年,1247-1248年,1253-1254年反复进行攻打高丽的战争。直到高丽高宗离开江华岛迎接蒙古使者,派王子做人质,蒙古才撤军。
但1254年,蒙古再次入侵,据说俘虏高丽人民二十万,所到之处化为灰烬。1255年,1257年,1258年又三次入侵高丽,直到1259年高丽投降,王世子前往蒙古为人质,答应迁都开京为止。
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对高丽的政策逐渐怀柔。蒙古与高丽联手攻打日本,也就是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时,正是高丽元宗和忠烈王时期,高丽史里几乎看不到日本入侵的记载。 而到了1350年,高丽忠定王二年,元顺帝至正十年,日本观应元年。一下子就发生了6次倭寇入侵高丽的记录,频率之高前所未有。此时正是日本与高丽断绝关系,元朝再次与高丽发生战争,高丽王朝无比疲敝的年代。这就为倭寇的随时发生产生了条件。从此之后直到高丽王朝倒台的1392年,倭寇骚扰朝鲜半岛沿岸持续了四十年,并愈演愈烈。
高丽忠定王之后的恭愍王时期(1351-1374),是倭寇活动的大规模化时期,相当我国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到明太祖洪武七年。高丽王朝的经济因为倭寇受到很大打击,以至于1358年财政困难,不能支付官员俸禄。在经济危机的同时,军政也走向奔溃,地方行政陷入停滞。为了缓解这种情况,高丽王朝采取了疏散官库的措施,把容易成为倭寇劫掠目标的全罗道等沿海地方的仓库迁移到内陆地区。
高丽恭愍王时期倭寇的特点有三:
第一,行动的目标在于掠夺粮食等生活必需品,也就是以运送租粮的漕船与储藏租粮的官库为主要攻击对象。
第二,倭寇的活动从沿海逐渐深入朝鲜半岛内地,甚至一度到达高丽首都开京附近。
第三,倭寇的规模从二十艘左右的船队发展到有船四百多艘的大规模入侵。
从高丽恭愍王后期,到下一位国王辛禑王时期(1375-1388,明朝洪武八年到明朝洪武二十一年)是倭寇活动的极盛时期。《高丽史》记载,辛禑王初年有一个叫做藤经光的日本人,声称要率其党徒入寇,以恐吓高丽给予其粮食。高丽虽然答应给粮,但是全罗道元帅金先致欲借供给酒食饷宴之机诱杀藤经光。可是计谋泄露,藤经光脱逃,仅仅有三个日本人被捕杀。这个事件以前,倭寇入侵高丽从不刻意屠戮百姓。而藤经光被激怒后,每每入侵必大肆杀戮。高丽的全罗等沿海之地萧然一空。从藤经光的行为,可以从侧面了解到那时候倭寇的猖獗。
而后来朝鲜王朝的开国国王李成桂那时候就是高丽王朝活跃在抗倭前线的一员名将。1380年的时候(辛禑王六年),李成桂在南原山城和倭寇大战,大胜。《高丽史节要》记载:“河流尽为血染,赤色六七日不变。俘获敌马千六百余匹”。从此记载可以看出,此时的倭寇甚至已经发展出来骑兵。
辛禑王时代的倭寇已经有不少高丽贱民的参与。《高丽史》记载,辛禑王八年(1382年)四月,骚扰宁海的倭寇原来是禾尺(也写作水尺)群聚,诈为倭贼。辛禑王九年六月,交州江陵道禾尺与才人诈为倭寇,寇掠平昌,原州和顺兴等地。禾尺,就是从事屠宰牛马,皮革加工,编制柳器的居民。才人则是靠着演假面戏剧和杂技为生的人。两个团体都是传统上受歧视的贱民。他们和真正的倭寇联合劫掠高丽官方仓库。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李氏朝鲜时期。直到李氏朝鲜世宗大王二十八年(1446年),判中枢院事李顺蒙在谈到倭寇成员时还说:“据闻倭人只十分之一二,余皆朝鲜人假着倭服聚众结党为乱。”
深受倭寇骚扰的高丽王朝逐渐意识到光是以武力是无法摆脱这一问题的,于是开始试图与日本进行外交战术。高丽恭愍王十五年(1366年),金逸与金龙为了请室町幕府第二代将军足利义诠禁止倭寇被派来日,两人于次年二月到达京都。当时他们带去日本的国书通告了庚寅年(1350年)以来倭寇在朝鲜半岛肆虐的情况,使节派遣者的名义是元朝征东行中书省(元朝设置在朝鲜半岛的地方统治机构,以高丽国王为最高长官)。
室町幕府对高丽使节的答复是贼船侵犯之事都是四国和九州地方海贼所为,京都方面不可能加以严惩,并首次代替天皇朝廷写了回书,派使者带着鞍马,铠甲等礼物到高丽。此时室町幕府也许是因为还处于草创时期,对国内海贼还不能有充分的控制,只能表示这种暧昧的态度。不过此次交涉也并非没有效果,《高丽史》恭愍王十七年(1368)没有关于倭寇的记载。以后辛禑王三年(1377)判典客寺事安吉祥前去日本所带的请禁贼书中也提到:“丙午年间,差万户金龙等报事意,即蒙征夷大将军禁约,稍得宁息。”这就是恭愍王时期这次交涉取得的实际效果。
另外,同样在恭愍王十七年,高丽王朝和日本对马岛的统治家族宗氏建立了通交关系。这年七月,对马岛万户遣使高丽,闰七月高丽派李夏生到对马,十一月对马岛万户的使者到高丽,高丽又赐给大米千石。
高丽与室町幕府的交涉固然取得了一定成功,但这种外交使节的派遣不知为何就中断了。所以从第二年起倭寇又开始活动,最终导致了高丽辛禑王时期的严重倭乱。于是高丽再次采取外交交涉策略,辛禑王时期高丽一共向日本派遣了五次使者,即辛禑王元年(1375)一次,三年二次,四年一次,五年一次。被任命为使节的有判典客寺事罗兴孺,判典客寺事安吉祥,前大司长郑梦周,版图判书李子庸,前司宰令韩国柱,检校礼仪判书尹思忠。这些人都是高丽的大官,其中不乏郑梦周之类的名臣。他们不仅同室町幕府,还同今川氏(足利氏的一个支族)和大内氏(日本中国地方西部和北九州的守护大名家族)保持稳固的联系。努力使日本送还被掳走的高丽人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1392年,早已掌握高丽王朝实权的将领李成桂取代高丽恭让王,李成桂建立李氏朝鲜政权。李成桂(朝鲜太祖)即位当年,就派遣僧人使者,请求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禁止倭寇。足利义满接受了朝鲜的要求,决定让九州地方武士禁止贼船,送还被掳走的人口,并让儒僧绝海中津写了回书,以寿允为使者送到朝鲜。 日本国内也出现了以九州探题(探题为幕府官名,驻边远重要地方,掌管政务和诉讼,并负责治安和防御外寇)今川了俊为首的对送还被掳人口热心效力的人物。
朝鲜太祖四年(1395),今川了俊致书朝鲜,说最近海贼比以往已经减少了八九成。今川了俊被大内义弘诬陷被召回京都后,大内氏代替今川氏出面和朝鲜交涉。大内义弘趁着今川了俊回京,新任九州探题涩川满赖到达之前的短暂机会,开始了和朝鲜的交往。
1395年12月,大内义弘遣使向朝鲜进贡土特产,次年三月遣禅僧通竺和永琳到朝鲜通报禁贼和送还被掳人口,同时求朝鲜赐大藏经。1397年,大内义弘又派永范和永廓到朝鲜,朝鲜遣前秘书监朴惇之为回礼使与永范等人到日本去。 朴惇之一行人于1398年夏到达日本,经过山口进入京都,要求足利将军禁止倭寇。足利义满欣然同意之后,朴惇之于1399年5月回到朝鲜。
与此同时,足利义满派人送回朝鲜人口百余,并请朝鲜赐大藏经木版和佛具。当时足利义满采取的外交形式还不是直接送外交文书给朝鲜国王,而是命大内义弘和朝鲜通好。
1399年7月,大内义弘以其先祖出身百济国为理由,向朝鲜索要土地。也就是说因为大内氏的先祖是百济圣明王第三王子琳圣太子的子孙,所以希望在先祖故土获赐土地。此时是朝鲜第二代国王定宗李芳果在位,定宗让都评议使司讨论了这个要求,但是最后采纳了土地不可赐予的意见。不过因为这年十月大内义弘背叛幕府发动应永之乱,十二月在堺市兵败自杀,请求朝鲜赐予土地的要求也就不了了之了。
倭寇之所以在高丽王朝时期能够大逞凶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高丽的土地制度紊乱并由此带来了军备的废弛。
高丽初期的土地制度模仿中国唐朝,以公地为原则。凡是文武百官,府兵,乡吏以及其他国家职务者,按其地位高低分别赐予不同数量的田地和柴地,谓之为田柴科。功臣则赐给功荫田柴允许世袭。各官府衙门,赐予公廨田。寺院和王室贵族赐给赐田。租税入国库的叫做公田,租税入私人的土地为私田。
但从高丽王朝中期后,农庄私有土地扩大,土地制度开始混乱。农庄私有土地的增加,虽然增加了王室和官僚的收入,但却减少了国库的收入，甚至使得国库一度不能支付官员俸禄。另外,由于田柴科制度的崩溃,公民纷纷逃散流亡。公民的徭役比奴隶还严重,以至于只能卖妻鬻子,挨门乞食,甚至出现了公民全部逃亡的州郡。蒙古的入侵与倭寇的侵略正是在这种土地制度紊乱的时期发生的。禾尺和才人这样的贱民假冒倭寇的社会条件充分成熟。
田制紊乱的同时,军备制度松弛。府兵成了贫穷者的军队,既无衣食,又没有休息,相继逃亡。私田的扩大引起了私兵的增加,但是私兵的增加是沿着抑制公田,使公民变为私民进行的。这使得高丽王朝的经济陷入了毁灭的深渊。
高丽王朝灭亡前夕,执掌大权的李成桂大胆进行田制改革,没收农庄土地作为科田分配给官僚。科田与田柴科不同,允许私有,耕种科田的佃户的地位得到保证,同时也被紧紧束缚在土地上。李成桂采取强化官僚阶层的地主,农奴支配者性质的方针,这就既消灭了倭寇活动的根源,又奠定了朝鲜王朝建国的基础。
军备也随着倭寇活动的激化而逐渐得到整顿。高丽恭愍王二十二年(1373)提出建设水军的议案。辛禑王又新设火药局,制造火药,进行水上战斗与火炮的训练。辛禑王六年(1380)倭寇袭击镇浦时,高丽装载火药的兵船冲入贼船阵中,烧毁了全部敌船。朝鲜王朝建立以后,军备更加充实。朝鲜太祖六年(1397)年,据记载当时“近年以来,营造兵船,沿边守御,贼不敢近,居民土著,战舰之功,诚为最大。”经过朝鲜定宗到朝鲜太宗李芳远时,水军配备更加完善。太宗八年(1408),各道兵船增加185艘,全国兵船总数达到613艘,水军兵员总额达到五万五千多人。此外还努力在沿海修建烽火,建造城池。并重赏对倭作战有功的将领,惩罚作战失利的将领,赞赏倭寇入侵时不屈而死的妇女为贞洁烈女,以此在人民心中树立抗倭意识。
正当朝鲜王朝的外交活动和军备扩充得到显著成效时,倭寇采取了一种自掘坟墓的活动,就是向朝鲜半岛内陆地区入侵。因为沿海地方已经被蹂躏殆尽,税粮又改为从陆路运输,使得倭寇不得不深入朝鲜内地。但是与在沿海地区活动不同,深入内地的倭寇就常常遭遇全军覆没的危险了。
对于最后挣扎的倭寇,朝鲜决定采取怀柔政策。即诱劝倭寇首领降服归顺,如果降服就赐给田地和家具给予优待。降服的日本人被朝鲜称作“投化倭人”,“降倭”,“向化倭人”等。
投化倭人最早的例子见于高丽恭愍王十八年(1369),但是投化倭人急剧增加是进入朝鲜时代以后。朝鲜太祖五年(1396),有倭船六十艘在宁海丑山岛投降,其首领被朝鲜任命为宣略将军。次年二月,朝鲜赐给米三十石,豆二十石,十月又赐给米豆共五十石。这一事件发生后,投化倭人的数量不断增加,甚至其中有不少后来也参与了朝鲜对抗倭寇的行列。
当然,投化倭人中也有不少技术人员,比如后来被朝鲜任命为典医博士的原海,船匠藤次郎等。朝鲜太宗七年从对马岛前往朝鲜的投化倭人平道全,晋升为员外司宰少监和上护军等官衔,在朝鲜和日本的外交活动和防御倭寇的工作上很活跃,甚至在己亥东征时担任忠清道助战兵马使。投化倭人中被授予朝鲜官职的叫做“受职倭人”,由朝鲜政府赐予与位阶相当的官服。后来还出现了住在日本而由朝鲜授官的成为受职倭人的日本人。这种住在日本的受职倭人被允许一年一次穿着朝鲜官服,带着告身(任命状)到朝鲜接受招待。因为他们被允许同时进行贸易,所以受职在另一方面就等于给予进行贸易的权利。
朝鲜对倭寇实行的怀柔政策之二是允许通商。根据史料记载,倭寇活动减少的同时,出现了西部日本豪族频繁派遣人到达朝鲜的情况。派遣使人最多的是对马岛的宗氏一族,此外还有大内氏和涩川氏,肥前松浦党诸氏,筑前宗像氏,少贰氏,肥后菊池氏,萨摩岛津氏,伊集院氏,新纳氏等许多豪族。
这些日本豪族的使人被朝鲜称作“使送倭人”,“客倭”或“使送客人”并受到接待。但是这些使人不一定是那些日本豪族的家臣,既有从前的倭寇也有商人,还有一人兼任多个豪族使人的情况。
朝鲜起初对于使送倭人的到来并不加以限制,导致后来接待使送倭人成为巨大的经济负担。朝鲜太宗十四年(1414),这一年日本对马岛的宗茂贞使人34人,少贰氏使人31人,壹岐使人
20人,日向州使人20人,一共105人到达朝鲜,在蔚山要求梵钟,愤于朝鲜赐予的迟缓,以至于拔刀动武。朝鲜方面以此次暴动事件为契机,限定以后只有宗氏,大内氏,少贰氏和九州探题等十个豪族才能派遣使送船到朝鲜。使送倭人的入港地也限定为庆尚道沿岸各地,朝鲜世宗时代又规定除富山浦,乃而浦和盐浦之外,其余各地一律禁止停靠。与使送倭人相并列,还有兴利倭人频繁出入朝鲜,正如朝鲜用“商倭"或“贩卖倭人”的名称称呼他们那样,是为进行贸易到朝鲜的日本人。朝鲜太宗七年(1407)之后,来朝鲜的兴利倭人必须携带他们所居地日本首领发给的渡海到朝鲜的证明书。
使送倭人和兴利倭人从朝鲜带回日本的物品,有虎皮,豹皮,麻布,白苎布,红缎子,绢,席子,人参,松子,糙米,黄豆,烧酒,清酒,蒜,干柿子,黄栗,银钟,银盂,天鹅,银鱼,衣服,马鞍等。这些东西都是作为对壹岐,对马,松浦地方豪族与少贰氏的回赐品记录下来的。
朝鲜从高丽那里继承下来的外交交涉与军备扩充,诱劝倭寇降服,许可通商以及倭寇自身过于深入内地自取灭亡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使得倭寇集团不得不发生变质与分解。
